“常常，我跟自己说，到底远方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听见自己回答，说远方是你这一生，现在，最渴望的东西就是自由。很远很远的，一种像空气一样的自由。在那个时候开始，我发觉，我一点一点脱去了，束缚我生命的，一切不需要的东西。在那个时候，海角，天涯，只要我心里想到我就可以去，我的自由终于在这个时候来到了。”
这是三毛和齐豫合作的也是三毛唯一的一张专辑《轨外》里的一首叫《远方》的作品里三毛的独白，只有为数不多的资深三毛粉丝才听过的。这张专辑里面齐豫空灵的嗓音把三毛的文字唱得很是传神，我每次听都有一种归属感。每首歌曲前都有三毛的独白，一种很洒脱很天籁的台湾腔在倾诉着什么，如今却已成为绝唱。我一直不懂三毛为什么要自杀？因为我在她所有的作品中看到的都是真善美，一种由内而外的其它作家表现不出来的纯真。也许，在三毛在海子的眼中，所有的苟活者都是可耻的。
凯莉那件事之后，我有很久都没有和张兰见面了。我偶尔给她打电话，她的态度也是时好时坏，一会儿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跟我扯东扯西，一会儿又像怨妇一样对我不理不睬。我心头很是憋屈，我也知道她比我更委屈，但事已至此我不去埋怨什么，只有尽力去解决好。于是我想着就明天去张兰的学校找她，给她一个惊喜，没准儿她一感动就原谅我了。
说起来我也真是惭愧，大一都快结束了，我也从没有去张兰的学校看望过她，她倒是不辞辛苦地千里迢迢来看过我几次。想到这我心头很是难受，琢磨着买一束玫瑰花买一条施华洛世奇的项链送给她让她高兴高兴。
我坐在长途车靠窗的位置上，把一束粉红色的玫瑰花捧在手上，周围的人不时好奇地盯我几眼。车上人还不算多，车载电视里播着香港的老电影，好像是成龙的《A计划》，扛着编织口袋的农民工扯着大嗓门在聊着什么，板砖大的手机铃声总是不间断地想起，嘈杂的凤凰传奇铃声让我坐立不安，索性闭上眼小憩一会儿。
我事前并没有告诉张兰我要过去找她，我也不知道她今天的课多还是不多，若是她今天计划满满我也只得在校门口等她一整天了，谁叫我理亏了。
张兰的学校是在一个三线城市的小镇上，地址特别难找，我下了长途车半天也没见着出租车，也不知道这鬼地方有没有的士。等了半天我决定不坐出租车了，跟停在路边的摩的讨价还价半天，最好以20元成交。
我从张兰学校的大门口走了进去，气势恢宏的校门修得像法国的凯旋门，使人过目不忘。我把惹人眼球的玫瑰花放在身后，径直往学校里面走去。我并不认识路，路牌也写得模棱两可看得我眼冒金星。无奈，我只得拨通了张兰的电话。
“干嘛？”张兰一开口态度就不太好，让我吃了个闭门羹。
我压着性子对她说：“兰兰，你在哪儿了？在上课吗？”
张兰有些疑惑地回答：“没呢，下午没课，我在寝室，有事吗？”
我在心里暗暗叫好，心想来得还真是时候，接着说：“兰兰，我在你们学校的香草园这里。”
张兰的声音喜出望外，说道：“真的？你肯定是在骗我。”
我想这趋势还是不错的，说：“真的，我骗你干嘛，你快来吧。”
张兰还是有些不敢相信，继续问我说：“那你说我们学校的门是什么颜色？”
我粗略回忆了一下，说：“灰色的，保安的制服也是灰色的，跟你的内裤颜色一样。”
张兰吃吃地笑起来，说：“那你就在那里等我啊，我收拾一下就来。”
挂断电话前她还补了一句：“不许东张西望看其他女生喔！”
我是是的答应着，挂了电话坐在了花园边的椅子上。初夏的天气已经有些热了，我脱下外套叠放进背包里，拿出两颗大白兔奶糖嚼着。明媚的阳光倾泻在大地上，晒得花草树木皆一副懒洋洋的样子，树上筑巢的黄鹂鸟唧唧地叫着，像琴上滑动的音符，流进耳朵里十分好听。三三两两的学生从我身前走过，偶尔瞟两眼我放在椅子上的玫瑰花，眼神鄙夷又不屑。我俯下身子把有些松动的鞋带重新系上，像放学等待家长来接的小孩子一般懂事听话。
张兰很快就来了，及膝的吊带连衣裙上套了一件黑色的小外套，一双有根但不高的圆嘴皮鞋，穿得非常别致。头上戴了一个白色的压发圈，露出整个额头，两边别着一对像紫荆花一样的耳环，脸上白白嫩嫩的应该是来不及化妆。
我立身拿起那束玫瑰花递给她，她心花怒放地仔细看着，时不时还凑近嗅两下味道，然后她再次把花放到椅子上，兴高采烈地抱住我。我也有些小兴奋，两手勾住她的细腰环抱着，说：“兰兰，我想死你了。”
张兰欣喜若狂地笑个不停，说：“坏蛋个你苏渝。”全然不顾周围看过来的眼睛。那一刻我有种错觉，我是幸福的，这种错觉无限放大将我包围，让我沉吟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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