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乃优势，亦是弊端。
优势，乃是指羌人部落不用像河套平原的鲜卑、匈奴等游牧民族那样，过着典型的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每岁通过耕种储存的粮秣，增强了他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弊端，则是每条河谷的羌人部落，都是自成体系，彼此各自为政。不管是通过战争兼并抑或者血脉融合成为一体，还是共盟抵御外敌，皆堪称几无可能。
此生存状态，也是造就湟水河谷内叛乱频发的缘由之一。
中原王朝统治此地时，通常会采取“拉拢一部分、打压一部分”的手段，区别对待，避免他们联合，以便于维护官府的权威。却常常因为执行之时，把控不好权衡的度，从而引发一些被打压的种羌忍无可忍，拉拢族人举起叛旗。
从而，也导致许多旁观的种羌，出于投机获利的心理，半推半就的加入叛乱。
且许多本地汉人豪右，不会放弃这种播种自家野心的机会。
西羌叛乱难以根绝，并非偶然，亦非必然。
自从汉军夺取了陇右之地、对凉州虎视眈眈后，魏国为了集中兵力与精力对抗汉军，有一些明智之士，也开始思考安抚羌人部落的办法。
魏雒阳庙堂的衮衮诸公，乃是采取了减少了河西四郡的关隘的通行费用，让出丝路利益让他们不与大汉合流。
魏征蜀护军郭淮，转来金城郡任职后，便通过恩威臧否来立信。
对不臣者，驱兵讨之；率众臣服者，则是问老恤幼、宣晓仁义，让众羌皆服。
而生长于凉州的庞淯与杨丰却大为不同。
他们在整个凉州的羌胡各部中，皆威信甚着，缘由乃是心中所秉承的信念乃是“义”。
春秋战国时的“义”。
人恩我，我杀身以报。
人虽无恩于我，义之所在，我亦往之。
对待羌人部落也是如此。
他们二人前来任职后，先是逐一拜访了各个种羌部落的首领，问明各人所期所求，随后才前来寻督金城、西平二郡兵事的郭淮。
给了两个选择。
其一，若是魏国愿意提供粮秣辎重，他们可招募三至五万羌人为魏国而战。
但是这种征兵法，忠诚是没办法保证的。
战事若胜了，这些羌人绝对会再第一时间抢占战利品，甚至不吝于对袍泽拔刀相向。
若是战事显出颓势，就要提防他们临阵逃脱，抑或者是临阵倒戈的准备。
就如凉州每每羌乱一样，每个部落都见利忘义、树倒猢狲散。
另一，杨丰可募得三千至五千羌人为“湟中义从”，为魏国死不旋踵。
前提是这些义从的家眷，魏国必须安置至肥沃的河谷中栖息、不可再征调赋税。
且庞淯胆敢以身家性命担保，只要魏国能将汉军抵御在湟水河谷之外，不让汉军威胁到那些羌人部落牧场及田亩的前提下，那些羌人部落绝对不会叛乱。
这两种选择，郭淮更倾向于后者。
兵贵精不贵多。
比起军心不定的乌合之众，三五千义从羌更令人安心。
且他兼领着护羌校尉，若能招募义从羌，正好可充实护羌营。
只不过，免去赋税的做法，涉及到了魏国的军制，不是他可以作主的。
万幸，魏大司马曹真十分器重于他。
当他上禀之时，曹真的回复仅寥寥数字，曰：“伯济但且放手施为。日后，如此事务知会于我即可，朝中我自会周旋。”
如此信重，让郭淮感恩戴德。
亦无有了汉魏争锋时，湟水河谷羌人部落可能会动乱的后顾之忧。
领兵马三万有余，前来大河畔的积石峡，对阵李严所领的大军。
乃别遣将军郝昭领本部五千余人，在大河畔立下营寨，遏制汉军往大河下流寻道进入湟水河谷的道路。令将军杨丰督领湟中义从羌在拉脊山东麓豁口，与郝昭互为犄角之势。自身则是领着本部，以及将军尹奉所统领的凉州豪右私兵部曲，步步往积石峡紧逼而前。
让李严寸步难进。
沟壑纵横的地形，并不利于大军铺展作战。
双方每次投入战场的兵力，不过两三千。
堪称一时良将的郭淮，调度十分得当。每每双方鏖战之时，皆亲自引军镇守在后，时不时就让魏军精锐出来，接应与战的士卒归去。
让麾下每部兵马作战的时间，不超过一个时辰。
与其说是鏖战，尚且不如说是他在磨练魏军各部的临阵经验。
对此，李严半点办法都没有。
他若是鸣鼓催士卒鼓噪相前，趁机夺营寨，郭淮就会让早就堆土台架起的弩车及霹雳车，往汉军阵内砸！用弩箭与石头将汉军分割成两端，顺势吃掉汉军前部。
但李严若是不催战，却也无法进入湟水河谷，攻下西平郡。
战事如此僵持了大半个月后，他也终于允了姜维的献策，以及廖化的请命。
姜维所谋，乃是别道而攻。
依旧是剑走偏锋。
他打算领着本部，从河首土门关绕行去化外烧当种羌所栖息的西海，从木乘谷或写谷（日月山一带）进攻西平郡。
理由是他的本部，以羌人为主，惯于行走此地的道路。
且与大汉有过交集的、臣服魏国的另一位烧当羌王注诣，栖息地在日月山背后的临羌县，届时或可里应外合。
哪怕注诣不敢冒风险，他绕道而攻，也是分散了此地逆魏的守军。
这个献策，一开始李严并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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