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和曹操在汉末三国前期是主要的军阀集团领袖和政治对手，他们有很多共性，同为游侠，同是政治抱负的一代青年，但他们的不同社会背景：家庭背景、性格、对待人才的态度等，导致其形成不同的社会观。在专制社会中，将领的人格魅力对集团的影响至关重要，不同的集团领导人导致其所带领的军阀集团走向不同的道路。
一、袁绍和曹操的社会观
家族背景彰显社会归属，袁氏家族从祖父袁安以来，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同时袁绍“弱冠登朝，播名海内”，史料记载他“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等皆为奔走之友”。而曹操的出身虽也是官宦之家，但并非名门之后，曹操是权宦家庭，其祖父曹腾是当时有名的大宦官，官至大长秋，封费亭侯。
他收养曹嵩为其养子，即是曹操的父亲。袁绍与曹操，二人都有着强大的家庭背景，然而，二人的出身却差别极大，按照当时的标准，士族与庶族、寒门之间的根本区别不是基于官职的高低或财产的多少，而是基于宗族的血统。
虽然袁绍和曹操二人的家庭在社会上属于两个对立的集团，即士人和宦官，但袁绍却和曹操不仅是儿时很好的玩伴，在后来政治上也一度结盟，二人皆是游侠。游侠的身份对袁绍和曹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他们早年带有政治功利性的种种游侠活动，使他们初步与士大夫集团相结合，积蓄了社会力量。袁绍与曹操在早年都有着强烈的积极向上的精神，而袁绍后来能在乱世中不断发展并占据四州之地，曹操也称雄一方，这些也得益于他们童年即已开始的争取优越感之战的性格培养。
而曹操之所以能被士人所接受，其主要原因是曹操家庭不同于一般的宦官家庭，以及曹操个人努力向士人靠拢。曹操的祖父曹腾虽为宦官，但他“好进达贤能，终无所毁伤”，赵翼曾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后汉宦官之贪恶肆横，固已十人而九，然其中亦有清慎自守者，不可一概抹煞也”，赵翼所举的人有郑众、蔡伦、孙程、良贺、曹腾等。而曹嵩“质性敦慎，所在忠孝”，所以曹氏家族跟士人并未形成特别的对立面。这种家庭背景对于曹操及其家庭接近士人打下了坚实基础。
尽管如此，袁绍和曹操一样都因为其家庭背景而使自己有着难言之隐，如曹操始终因自己的宦官家世而长期自我压抑和被世人冷落，而袁绍则因其庶出身份，经常遭受别人的攻击。如袁绍的从弟袁术见众豪杰归附袁绍，曾说：“竖群不从吾，而从吾家奴乎！”并写信给袁绍的政敌公孙瓒，云“绍非袁氏子”引得“绍闻大怒”，而公孙瓒也曾上疏给献帝，屡次攻击袁绍，“《春秋》之义，子以母贵，（袁）绍母亲是傅’，地实微贱”。庶出的身份在当时社会及其士大夫眼中，是关乎纲常的大问题。由此可见，袁绍庶出身份在当时被认为是非常低贱的，而正因为如此，袁绍性格的形成也深受其影响。
当一个人无法改变或解决现实问题时，就很容易在感情上出现挫折感，也就是自卑情结，这种感觉让人时刻感觉紧张，为了缓和这种紧张感，则需要人在其他方面争取优越性以补偿内心的不安。袁绍正是以不断的造名为自己争取优越感，《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英雄记》说：“（袁绍）遭母丧，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庐六年”。《三国志集解》引周寿昌说：
“绍为庶出，此必其嫡母也。然汉臣久不服亲丧，绍为母服三年丧，又能追行父服，此正绍少年养名之时也。”
袁绍不仅利用行孝养名，他为摆脱家庭出身的不利影响，是做了很多事情来掩饰的，他通过想方设法结识当时知名之士，同时，广交青年俊杰，借此来为自己的身价增加资本。他利用反对宦官的行动来展示政治爱恶，标明与士人同伍的倾向。他不仅好游侠，而且能折节下士，这也正促使袁绍有别于袁术等其他士族，不断积蓄社会资本，从而提高其社会影响力，这就使得袁绍更能得到人心。在这一点上，曹操与袁绍有着惊人的相似。为得到当时士人的认可，曹操也经常拜访社会上有名望的人。如《后汉书桥玄传》记载，
“曹操微时，人莫知者，尝往候（桥）玄，玄见而异焉，谓曰：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世语》说：
“（桥）玄谓太祖（曹操）曰：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太祖乃造子将，子将纳焉，由是知名”。
而许劭为曹操作了一个人们熟知的评语，即“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正是这些社会名士的评价和热捧，使曹操引起了当时士大夫集团的普遍注意，这给曹操带来了政治上的一些利益，使众多社会贤达投奔曹操，壮大了曹操的势力及社会影响。
袁绍及曹操在家中是压抑的，家庭环境带来的自卑感，使他们只能把矛头转向外界发泄情绪，他们希望在外界有所作为来赢得社会地位，赢得尊重和重视。尽管如此，袁绍和曹操还是有区别的，虽然说袁绍为庶出，但相对于曹操其家世具有一定的优越感，由此使他对外界的变化缺乏敏锐感。在袁绍对待曹操的态度上，我们可以分析，在袁绍眼中，与宦官出身的曹操相比，他认定自己是高高在上的，曹操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宦官出身的曹操不会有很大作为，所以他根本不会认真的对待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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