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安东远远地就看见了那个美国人。
彼得会说“他能当个棒极了的小偷”，在他的词典里，这是一种赞美，意味着他也能当一个棒极了的间谍。“从来不需要一个隐形人，”彼得会接着说，把烟丝卷紧，“我们需要的是每个人都看见了，却没有留意到的人。”
没有人会多看海因斯一眼，廉价的灰色风衣、没有熨平的长裤和穿旧了的皮鞋，没什么值得留意的。他只有在扮演亚历克斯的时候才打领带，半温莎结。他今天戴着眼镜，就安东所知，他的视力并没有问题，也许这两片玻璃是一个提醒：你现在是个百无聊赖的使馆雇员，不是别人。海因斯在楼梯平台上停下来，瞥了一眼手表。安东知道他发现自己了，但还是假装没有留意。一个幼稚的游戏，谁首先打招呼就输了。安东坐在原处没动，等他过来。
“你再没有别的领带了，是吗？”
“没有预算，”安东替他拉开椅子，“你来早了。”
“显然还不够早。”海因斯把脚搭到前面的椅子上，“又一天，嗯？”
安东盯着墙上的一块光斑：“我不太确定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们被困在波恩，直到我们变得衰老、迟钝和肥胖。你从没这么想过吗？”
“从没。”
“你太无趣了，安东·安德烈耶维奇。”
空无一人的议会大厅里，一个瘦小的影子在扫地，像某种勤恳的带翅昆虫，在柱子规整的阴影之间缓缓挪动。
“我有一个疯狂的主意。”海因斯说。
安东等着。那个佝偻着的影子消失在走廊里，一扇门砰然关上，回声不绝。
“我的西班牙家庭女教师，我是说，罗杰，今天到捷克去了，又或者是波兰，我没在认真听他说话。这意味着鸟笼的门开了，我能跑到山坡上唱歌，又或者请新朋友喝一杯。我们可以谈谈，你知道，贸易。”海因斯侧过身，看了一眼大门，走廊仍然空荡荡的，“如果我们现在就走，没有人会发现我们来过。”
说不，他想象中的彼得严厉地说，使劲用拐杖敲打桌腿，拒绝他。
自离开莫斯科以来的第一次，安东没有听从这个声音。
——
“鸟屋”的第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是，没有窃听器。因为不是安全屋，自然也没有值班特工和街对面看似忙碌，实则负责监视的肉店老板。没有人看见本应出席听证会的贸易助理提前回来了，也没有人看见他带着一个怎么样的客人。
“帮我个忙，别到客厅里去，好吗？”海因斯摸出两只玻璃杯，“如果你不小心看见了什么本应保密的表格，我可能需要把你勒死，埋在后院里。”
“所有美国人都这么友善，还是说只有你是这样？”
“我们，索科洛夫，复数，我们是一个独立的物种。坐下。”
逼仄的厨房里只有一张小方桌和两把不成对的椅子。靠墙放着一张婴儿用的高脚椅，漆成一种欢快的橙色。“来自《邮报》的首席驻外记者和他的夫人，在这里住了两年，秋千也是他们搭起来的。”
除了栗树层层叠叠的阴影，安东什么也没有看见。他问海因斯是否认识这位记者。
“只认识他迷人的太太，她的丈夫威胁说要是我再踏进这里一步，就用猎枪招呼我。”海因斯把酒杯递给他，“冰块？”
“不，谢谢。”
船正式驶入了危险的陌生水域，安东喝了一口酒，纯粹是为了避免说话，他已经后悔自己问了个蠢问题。酒有种浓重的烟熏气味，喝下去像咬下一块淋了蜂蜜的焦炭。海因斯倚在桌子旁，观察着他。
“如果你想问我什么，现在就是好时机。”
“你不是邀请我来喝酒的。”
“看，莫斯科来的侦探解开了第一个谜题。”
“这是个糟糕的决定。”
“这是个合理的安排。”海因斯伸手解开他的领带，“这并不代表什么，离开这栋房子之后一切照常。”
仍然是个糟糕的决定。这是安东的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是，他的眼睛确实是绿色的。
——
安东在伊斯坦布尔的清晨醒来，过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是什么吵醒了他。电话，在桌子右上角。他睡在一叠摊开的档案上，肩膀和脖子感觉像被火车碾过。他拿起听筒。
“水警刚刚捞起了一辆车，长官，”一个尖细的声音说，安东花了几秒才把它和那个留着可笑胡子的使馆雇员对上号，“但牌照被拆了，而且——”
“而且车架编号也被凿掉了？”
短暂的迟疑：“是的，长官。孩子们还需要留在港口吗？”
安东揉了揉鼻梁：“不，让他们走吧。我去拜访一下魔术师。”
他没等对方回答就挂上了电话。
路灯刚刚熄灭，微弱的天光还不足以照亮街道，伊斯坦布尔深陷在一种难以说清楚是属于清晨还是薄暮的灰蓝光线里。风不太友好，安东试了三次才划亮火柴，点上了烟。塔米娅的烟馆在西南方向，二十分钟，如果走过去的话。
他花了十一分钟。
红色粗布帘后面的木门锁上了，安东踩灭烟头，用拳头捶门，直到铁链当啷一响，一张浮肿的脸出现在门缝里为止。在那个人来得及开口之前，安东踹开了门，踏进散发着刺鼻烟草气味的黑暗里。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肩膀，安东挣脱了，抓住那只手，用力一拧，尖叫声一路跟着他走上店堂后面的旋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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