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事情的全貌是在四天后才慢慢浮出水面的。期间警察来了一次，问了几个无关痛痒的问题，草草做笔记，走了。随后拜访的是军情五处的便衣探员，不是带走亚历克斯的那两个，从打扮看来可能是文职人员。他们拦住正要出门的哈利，把他堵在客厅里差不多二十分钟，质问他和亚历克斯的关系，亚历克斯和巴里的关系，有没有参加过任何已知的激进团体，有没有和苏联外交使团的任何人接触过，有没有收到过可疑的匿名信件，诸如此类。哈利一概回答没有，不清楚，没留意，追问亚历克斯的下落。那两个探员假装没听见他的话，收起笔记本，声称如果还有别的问题，他们会再来的。
他们没有再来。二十四小时过去了，亚历克斯音讯全无。哈利鼓起勇气给男爵打了电话，对方早就知道这件事了，正和家庭律师布鲁默先生四处交涉，寻找可以牵动的绳索和可以兑现的人情。然而军情五处摆出了异常强硬的姿态，拒绝告知亚历克斯的下落，声称这并非审讯，只是协助调查，并且“卢瓦索先生得到适合他身份的对待”。焦灼不安的哈利接着找到了迪格比，抱着一丝也许能打探到什么消息的希望，然而上将的儿子也什么都不清楚。从他嘴里，哈利得知詹姆前天也被带走问话了。军情五处显然摸清楚了巴里的社交圈子，将整个哈罗公学俱乐部纳入瞄准镜里。探员们原本也关起了迪格比，但上将向国防大臣施加压力，后者找上了外交部，外交部继而撬动了军情六处这根杠杆，迫使心有不甘的五处松了口，不到十个小时就把他放了出来。
“巴里到底做了什么？”哈利问。
大块头皱起眉，嘴唇嚅动着，好像他真的需要咀嚼这个问题，思考对迪格比而言一向都是件痛苦的事：“我想是因为那本杂志。”
杂志名叫《号角》，是巴里和另外一个历史系学生合办的，迪格比不记得另一个人的名字了。《号角》刊载的社论大都出自过分理想主义的牛津学生之手，时不时还有论文摘录和分析，最后几页是读者来信，码头搬运工、流水线工人和失业木工们控诉吝啬的雇主。这本杂志印量不大，通常是在每个月的半地下小型集会上派发的，传播范围也很有限。不久前刊发的最新一期里，一位名为“雅各”——只是“雅各”，没有姓氏——的作者发表了一篇讨论柏林会议的文章，内容本身十分平庸，是些空洞的陈词滥调，然而末尾有一段比喻，大意是雷管已经准备好了，只等点火。
“可是那些布尔什维克崇拜者经常这么呼吁，不是吗？”哈利问，“‘黑夜’，‘火把’，‘红旗’，‘烧毁一切’，他们就喜欢的这种措辞。”
然而巧合的是，迪格比继续用他单调呆板的声音解释，巡警上周抓住了两个在白厅附近徘徊的可疑男人，一个是货轮水手，另一个是泥水匠，两人无法解释为什么大半夜出现在那里，更无法解释挎包里的炸药。这两个疑犯被迅速交到军情五处手上，五处从他们身上榨出了地下集会的日期、参与者和组织者，顺藤摸到了《号角》杂志和布兰登·莫顿，继而扩散到莫顿在牛津的社交圈，首当其冲的就是亚历克斯、詹姆和迪格比。
“这太荒谬了，亚历克斯不是***人。”
“他的确去过巴里搞的那些偷偷摸摸的‘小聚会’，不是吗？”
“他也去过国民医疗保险辩论会，不代表他支持工党；他还参加过明爱会募捐，也不代表他是天主教徒。你不是不知道亚历克斯喜欢什么都参与一下，单纯觉得好玩而已。”
迪格比耸耸肩：“说服我没什么用，你得说服五处。”
“这就是问题所在，我没有办法接触到五处的人。”
迪格比转了转他粗短的脖子，就像犀牛缓慢地审视周围的环境：“你现在和亚历克斯住在一起？”
哈利愣了愣，没预料到话题的突然转折：“是的，我们合租了一个地方。”他想了想，毫无必要地补充了一句“我们是室友。”
“你们都得小心一点。”
“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就是个友善的提醒。”迪格比把一条粗壮的手臂搭到哈利肩上，感觉就像上了一副铁枷，“耐心等着，普鲁登斯，原谅我的直白，但你帮不上什么忙。男爵会解决这件事的，就算他不能，还有乔治·卢瓦索。”
迪格比松了手，拍了拍哈利的后脑，走了。哈利看着他绕过校舍之间的方形草地，消失在门洞的阴影里，不得不承认和迪格比谈话是个坏主意。上将的儿子虽然看起来像头愚钝的水牛，但绝不是这么回事。
哈利回到杜松街55号，等着。把没有课的下午拿来漫无目的地收拾公寓里的东西，对着挂钟发呆。街上只要传来汽车驶过的声音，他都会跳起来，到窗边去看，但是始终没有车在公寓外面停下。
直到星期五下午，亚历克斯失去联系的第六十三个小时。
门铃响起的时候哈利正在做翻译作业，因为急于站起来，碰到了摊开放在手边的希腊语词典，词典引发了连锁反应，岌岌可危地堆在写字台上的书噼里啪啦地落在地上，哈利懊恼地盯着它们看了一会，放弃了，穿过起居室去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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