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雅杯》的最大特点是，你写的观点对不对不是最重要的，你有没有自己的思考，能不能自圆其说，在期间是否展现出了你和别人不同的一面，这才是考核的重点。
眼下这100位高中生，说实话他们在各自的群体里再突出，又能有什么学术水平呢？能有名校文学院高材生的水平？所以，《博雅杯》考核的是学生的思辨能力、创造力和潜力。
《博雅杯》不需要只会读书考试的“傻子”！
所以当看到李亦儒挥毫而下不靠谱言论后，两位导师并没有嗤笑，而是欣喜，虽然李亦儒的言论在他们看来是荒唐的，但是，他所陈述的一切，还蛮有道理的。
这时只见李亦儒再次挥笔而下：
[其次，《后出师表》的写作时间可疑。
蜀汉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进驻汉中，临别之际向后主刘禅呈上《前出师表》。而《后出师表》按《汉晋春秋》的说法，则是在建兴六年十一月诸葛亮呈给后主的。
两表的写作时间相隔一年而已，大军仍驻扎在汉中，为何还要上表求出师?何以会“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何以在《前出师表中》求自贬，劝后主“亲贤臣，远小人”，时隔一年就不顾战争对黎民的残害而力争“出师”呢?
另外，前后表相隔仅一年，《前出师表》言辞恳切，充满热情与理想。如“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昂扬向上的斗志溢于表文。
而《后出师表》不仅绝口不提兴隆汉室之事，行文也不似前表那样气足语豪，全文都在主张出师，却又承认“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文气低迷悲观，况且出师之文应是鼓舞士气，怎会写的如此萧瑟呢?
两表相隔一年，文气，风格表现出如此大的差异，实在让人难以信服同样出自诸葛亮之笔。]
商教授是研究古汉语的，郑教授是搞当代文学的，这二人虽然在历史学上并不强，但是在文学这块研究得非常通透，都是该领域很杰出的教授。
见李亦儒又拿出了这一佐证，他们二人微微蹙眉，若有所思。
讲台上，《博雅杯》负责人董之鹏实在看不下去了，他心想人家小伙在那考试呢，你们两位大教授蹲守在那看着不太好吧？现在室内100位考生，别人你们就不管了么？
你们现在是监考老师，可不是阅卷老师啊！你们真关心李亦儒写了什么也行，不过在那扫几眼就成了，别一动不动跟雕像似的，盯着人家写啊！
偏心不？尴尬不？
但董之鹏资历浅，所以也不好去吩咐教授。这时，考古学家董必胜正好从讲台前飘过，董之鹏忙悄声道：“董教授，您看那边，这~~~哈哈。”
董教授好像恍然大悟般点了点头，“哦”了一声，直奔李亦儒那边而去，然后站在郑教授身后，好奇地看起了李亦儒的试卷。
董之鹏一怔，他不是这个意思啊，他不是让董教授也去凑热闹，而是让他把两位教授带走啊！
干嘛啊？哎！
这一幕，特别像中学考试时，如果某个考场有个超级学霸，那么他很可能吸引到老师驻足观看。而眼下的李亦儒，很明显已经不是学霸这么简单了，那是学仙学神啊！
李亦儒此时身边站了三位权威的教授，如果换做别人的话，可能早慌了，下笔可能都歪歪扭扭了，不过李亦儒，简直视若无物。
他书写的速度并未降低，行文依旧流畅，丝毫不被外界环境所打扰，这就是充足的底气和自信心带来的实力的正常展现。
中性笔笔头，在试卷上沙沙作响：
[第三，《后出师表》文本本身存在的不合逻辑之处。
《后出师表》，全文都在为出师伐魏寻找理由。首先，强调这是先帝的遗命，不可违。其次，强调了六点出师的理由，即“六未解”。最后，申明自己的志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仔细推敲表文，看似缜密构思的背后，实则漏洞百出。先帝遗命，众所周知，刘备晚年，对挺进中原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托孤诸葛亮之意，也只是想保住自己的蜀汉小朝廷。
况且刘备已死，遗命也没有说非得伐魏不可。《后出师表》把伐魏当成是先帝的遗命，是既定的国策来执行，其实是放弃了自己对这一战略的思考，撇清了自己的责任。
这与一向心思细密，严谨负责的诸葛亮形象不符，也不合于前表中注重休养生息，“亲贤臣”的治国方针。
至于出师的六条理由，不直接言出师，句句迂回，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一定要出师，否则就是坐以待毙。
言辞委婉，论证薄弱，行文看似谨严，实则草率鲁莽，完全不是诸葛亮的风格。
最后，说明世事难料，“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纯粹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自我激励以及对理想的追求。
战争无论胜负都事关老百姓的生死，无论如何都要慎重权衡才可以定夺。这种草率的出师，理由牵强，与一向亲民爱民的诸葛亮的做法不符。
总之，纵观全文，偏激之处颇多，难以服人，内在的逻辑思维经不起细致的推敲。从头到尾都不似诸葛亮的风格，难以让人相信是出自一向行文严谨的诸葛亮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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